从法治理念和技术层面分析，在不改变现行的中国政治架构的前提下，要实现宪法约制刑法的图景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自罗马法复兴以后，法学家主要是指学院法律工作者，他们在大学中教学和著述。培氏脱离社会契约论之假设，欲以建立刑罚之权，但以死刑为非法，故与卢梭不同。
[36][美]罗?庞德：法律肄言，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5页。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学家，所以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此种倾向显然是不正常的，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应当优于非本土资源，即能够从本土资源推演的东西就不应当从非本土资源推演。前面我们讲到行政法学的本土资源是行政法学研究的底土，我们要在这个底土上建构一个行政法学的大厦，就必须从作为基础的东西开始，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底土，行政法学的体系结构将如同空中楼阁，是不牢靠的[47]。另一种历史传统是一国历史中形成的法治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成文法的第一个主要渊源，就是习惯，它以人民的法律情绪及其所表现于外的某种不变的普通动作为其存在条件。
文化价值要求办理民族事务的公务员说民族语言和遵守民族思想习俗，要求对犯罪者由本民族来处罚和由具有同样民族传统的人来审理。同一的动作，由社会中较多数的人，以一致与不变，反复为之。[38]二是行政活动说，这一观点认为行政规制不仅包括了行政行为，而且包括了准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等各种不同形态的行为。
比如，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是集立法、执法与司法于一身的行政机关，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不仅可以采取规制措施，而且为了管制的需要，可以设立标准、设定权利义务，甚至是创制法律（广义上的法律）。比如，从不同的主体来看，经济管理可以是指国家以及各类主体对于经济活动的管理，也可以是指经济组织对于内部活动的管理。而在恢复实行全面的日常检查制度之后，依据《食品安全法》，行政规制是针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主体以及其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等行为，其对象仍然是明确的特定主体以及其特定的行为。正如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所言，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
我们固然可以要求行政规制行为应当合法，但是不能只从应然的角度考虑问题，将事实上存在的无法律依据或者非法的行政规制行为排除在行政规制行为的概念范围之外。在实践中，当特定领域或者行业出现或者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并且需要行政规制行为的介入时，特定的行政规制行为所针对的目标性事物，并非是特定的领域或者行业，也不是市场失灵现象本身，而是导致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所产生的特定主体以及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特定行为，具有强烈的目标针对性。
第二，区分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管理与行政法学意义上的行政规制。对于行政规制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利用管制影响分析对于‘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审视，对于政府制定、协调、执行管制法律法规的能力的检讨，大大有助于当前中国在多种失灵中转换政府角色……增强政府管制的正当性和妥适性。但是需要关注以下五个重要的、特殊性的问题：第一，行政规制权问题。
[25]参见盛学军：《政府监管权的法律定位》，《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必须明确的是，讨论中国的问题，就要基于中国的现实，坚持实事求是，这是研究我国行政规制发展路径的前提。出处:《法学》2012年第12期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规制 行政法学 。[51]参见崔卓兰、卢护锋：《试论我国行政监管制度的重构》，《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
第二，特别授权的监管机关是行政规制主体。同前注[16]，王健、王红梅文。
[35]如果对行政管理做狭义的理解，那么行政规制与行政管理应当是两个相互并列、不同领域的概念。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讨论行政规制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应当分析其发展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其内容包括：对有害环境物质的处理，对工厂和工作环境的安全性规制，产品包装或标签上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未经许可之前对提供特定产品和服务的禁止，禁止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国籍等因素而在就业问题上进行歧视。因此，在行政法学视野下的行政规制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的行政规制行为，是直接行为，而不是宏观调控的间接行为。另参考董炯关于美国政府管制理论中的综合管制理论的论述。[53]同前注[9]，曾祥瑞、佟连发文。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引入政治学之后，对规制研究的影响非常大。另外，还应当深入研究被规制主体以及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包括规制行为的撤销、赔偿和补偿问题等。
[43]也有观点认为规制的形态有三种：一是法定性行为……二是命令性行为……包括命令性规制、禁止性规制、许可性规制、强制性规制、规制罚等……三是形成性、补充性行为……基于规制法，对国民设定特定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补充国民相互间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与特定权利相关的形成性行为及法律关系相互的补充性行为。[47]笔者认为，虽然宏观调控属于广义上的规制行为，但是还是将宏观调控排除在行政规制的研究范围之外为宜。
行政规制是基于国家的统治权的行政作用（受国家统治权的部分委任，公共团体也可以进行规制活动），[53]其权力运行的边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行政规制领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问题。本文为行文统一，均采用规制和行政规制的表述。
第五，注意分析目标和手段的相适应性。[40]实际上，上述分歧的产生并不在于对行政规制概念的理解不同，而是源于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理解差异。
在传统意义上，行政规制主要是对市场主体的规范、限制、控制、监督。各国的行政规制权力的结构、配置与运行存在不同，决定了对于行政规制的主体的界定的不同。[64]参见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9号）。关于行政行为概念的理论学说也有其他分类，比如，可以分为：行为主体说、行政权说、公法行为说，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87页。
第三，行政规制主体既包括公权力机关，又包括私人主体。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运用公权力对经济领域进行直接管理和控制，既是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又是社会的生产者，以计划、指令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因此，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关系。
[42]参见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页，政府管制者……依据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和监督的行为。并且，合理的权力边界可以节约行政规制成本，提高规制效益。
）监管和规制这两个概念在文义上依然是侧重于监督、限制、约束，带有较强的消极色彩，但是在实践中积极性规制行为已经出现和存在。在一般意义上，对象是行为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各种事物。
法律地位问题直接涉及被规制主体以及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科学合理地设定被规制主体以及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才能有效保障被规制主体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法律地位即法律主体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行政规制主体的法律地位，是行政规制主体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权力、义务的综合体现。国会通过立法，或者总统发布总统令来实施一个具体措施，成本效益分析报告都是必须的。四是行政规制权的边界问题。
[24]在社会性规制中，行政规制机构的规制行为主要有：禁止特定行为、对营业活动进行限制、执业资格制度、标准认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收费补偿制度等。间接规制由司法部门通过司法程序来实施，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主体的决策。
二是行政规制权能的分解、配置问题。笔者认为，行政规制的运用条件主要有四：其一是市场真正失灵。
[13]行政规制实践的差异，决定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中对于行政规制的主体的界定不能直接移植国外的相关定义。在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下，对于经济管理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不同。
